主导作用，靠信息、知识和智力来发展，有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
等各种叫法。其中知识经济这一术语最近在我国的流行是有原因的。2.分析信息与知识
、智能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也不能忽视两者
在层次上的差异。3.阐述知识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五种作用，同时指出知识在信息经济
发展中的五种新作用。4.对知识经济的宣传应防止片面性，要全面认识科技与经济的相
互关系，促进观念转变，推动机制变新。5.为迎接世纪之交新经济在我国的来临，提出
要采取与发展工业经济不同的非常规战略，列举了五大战略要点。
【关 键 词】信息/知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
【 正 文 】
1 信息经济及其种种称谓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看，人类在古代利用物质资源，主要是土地等自然资源，
依靠自身体质，创制人力工具，扩展人的体质功能，建立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在近代
则利用物质和能量两种资源，特别是资本和动力资源，制造动力工具，解放人的体力劳
动，建立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在现代又进一步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种资源，把信
息资源提到重要的战略资源的高度，制造智能工具，解放人的脑力劳动，建立信息经济
和信息社会。
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出现，分别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果；信息经济的兴起
，显然是本世纪40年代开始、70年代加速、90年代全面铺开的信息革命的产物。
信息革命是在科技一体化和科技非线性发展新形势下掀起的一种高科技革命，信息
革命既是科技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尽管高科技除信息科技外，还有生物、新材料、新
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环境保护、管理行为等各种高科技，但是迄今为止，信息
科技是其中最成熟、发展最迅速的高科技。它与其他高科技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极强的渗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几乎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二是能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结合，从而会全面扩展和加强人类的信息功能，特
别是管理和决策功能。
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伟大成果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
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所谓信息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
高技术（基于科学的技术）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
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如果说，在工业经济中，钢铁、汽车、石油化工、轻纺工业、能源
、交通运输、电话通讯等传统产业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信息经济中，居
重要地位的则是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光纤光缆、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
、数据传输、信息网络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环境保护、航天与海
洋等新兴产业部门。同时，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通过产业化而变得越来越重
要。这种信息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否定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存在，相反
会促进这三种经济的素质通过信息化后大为提升，并导致信息型经济取代物质型经济而
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信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同信息直接与间接
有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0%；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中约有1
/3来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正以两倍于整个经济的速度增长
着。其次，还表现在蓝领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正在从90年代中期的20%缩减到下世纪
头十年的10%；非专业的白领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在这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间内，也
将从40%减少到20-30%；而专业性白领职工，即知识型人员，则有可能从40%迅速增加到
60-70%。这后一类人员包括研究开发人员、设计人员、信息和咨询人员、经理、教授、
科学家以及其他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智力劳动者。
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国际上有
这样一种说法，下一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
。这段话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它表明信息经济的发展是与科技先导相伴而行的
，同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
由于信息的多义性与多维性，信息经济必然也是多义的与多维的。从信息经济本身
来说，它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信息部门的经济，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信息社会的经济。从
信息社会的经济而言，信息经济在信息技术层次上有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甚至比特经
济等多种称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不久前首次了以《崛起的数字经济》为
题的政府报告。同时，网络经济这一称谓正在突破技术含义而为国际经济界所广泛接受
，出现了网络贸易和网络金融以至整个的网络经济等新实践。在信息内容的层次上，信
息经济则有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或智力经济等称谓。其中，关于知识经济的提法近半年
来几乎在我国的媒体风靡一时。此外，对信息经济还有更一般的非物质经济、后工业经
济以及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所谓“新经济”等种种叫法。以上种种称谓都是从一个特
定方面来反映信息经济的特征的。在使用时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往往有不同的选择，这
是正常现象。然而，我们认为信息经济这一总概念最能直接反映信息社会的经济的本质
，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这类物质生产经济相对应最为确切，还能同信息革命、信息技
术、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文明、信息社会等一系列概念保持一致性，而且又有利
于引导我国在现阶段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自从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那份报告以来，尤其
是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知识经济以后，我国知识界在各种书报刊等
出版物中掀起了一阵“知识经济热”。这种现象的产生，从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宣传、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日益重要以及知识分子的心态等各方面来
考察，是合乎情理的，对提高人们关于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认识，也是有益的。
诚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信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已进入“知识管理”阶段，从过去
以信息为基础开展竞争谋取收益，转向现在更强调知识创新，不仅重视信息及其集合的
作用，而且更重视信息使用者对信息集合的反应和运用，力求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然而
，在我国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时还不长，信息资源本身尚未充分开发和有效
利用而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文盲比重还不低，基础教育尚不够普及，工程技术人员与
其他专业人员的数量并不很大的情况下，急于向在企业中继设置信息总监(CIO)之后又增
设知识总监(CKO)的美国看齐，企图跨越阶段，早日迎来较高层次的信息经济，尽管主观
愿望良好，但在客观实际中，很可能会受挫，因而值得我们关注。
2 信息与知识的关系
为了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在大的方面相互一致而在小的方面略有差异加深认识，
有必要考察一下信息与知识的关系。
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往往把载于特定信号的信息理解为数据、资料、消息、新闻、
情报、知识等的总称。但在科学术语中，上述各个概念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信息之间都
有一定的差别。把信息和知识作为科学概念按照各自的客观对象来定义，信息是反映事
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知识则是研究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规律的。只有
通过对信息的加工，才能获得知识。相反，没有信息，也就谈不上知识。可以说，知识
是信息升华的成果，也是一种浓缩的系统化了的信息。具体点说，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
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这包括以下的内容：知识既使信息成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又
通过对信息的运用使人类更有效地开展活动。所以，学者们常把信息与知识的关系比作
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信息是外层圆，知识是内心圆。这形象地表明了信息是知识的
基础，而知识是信息的核心。
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的“四分法”来说，
“是什么”(Know-what)和“是谁”(Know-who)这两类知识，就是原始信息，“为什么”
(know-why)和“怎样做”(Know-how)这两类知识，则是深加工信息。
除知识外，人们还提到智能（或智力）。这是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用学术
术语来说，智能是激活了的知识。追本溯源，智能是搜集、加工、传播、应用信息的能
力，是信息能力的集中表现。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运用越来越普遍。信息
网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无论是智能的提高还是知识的普及，必须有现代
信息网络作支撑，以信息内容的有效利用为基础。
转贴于 弄清了信息、知识、智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
能经济三种提法的联系和区别了。显然，与传统的物质型经济相对应的是信息经济，而
非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因为后两者都是前者内部层次不同的子集。现阶段我国还是工
业农业国，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物质生产经济仍居主导地位，随着国民经济信息化的
推进，信息经济已经产生，并在迅猛发展中，但尚未充分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用
知识经济和智能经济的观点来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用它们来取代信息经
济，就有以偏概全、超前发展、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危险。
3 知识在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中作用的异同
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始于工业经济时代，并非为信息经济时代所特有。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等著作中的分析，大
工业时代科学及其在技术上应用的这类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表
现：
(1)科学包括在生产力里面，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社会知识、学问”在很大程度
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并“控制”和“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
(2)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
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3)“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都是物化的智力”，科学
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工具不断革命。
(4)新的原材料和能源的发现、利用，需要有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相应的运用。
(5)劳动力是体力与智力的结合，体力靠科技发明的工具来增强，智力靠生产技能和
经验的学习、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的积累来提高。
上述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各种作用在信息经济时代依然存在，并需要继续加以发挥。
但是，信息革命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1)知识和信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已从非独立因素变成独立因素了，并由潜在的生产
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种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
素。
(2)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与完善，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已大为改观，使知识对经
济和社会的作用日益强化。
(3)出现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型企业、智能工具和智能产品，知识产业或信息产
业由先导产业逐步变为主导产业，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投入要素创造价值，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与工业时代相比达到了新的高度。
(4)在社会总劳动中，智力劳动者的比重和相对重要性极大地提高了，而在智力劳动
中，专业性的高级智力劳动者的比重和重要性也随之增加了。
(5)除科学技术知识外，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越来越重要，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也越来越大。生产管理正在变为信息管理或知识管理，科学主义的理性管理（硬管理）
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管理（软管理）正在深化融合中。
信息时代的经济竞争必然是知识和智力的较量。因此，必须重视知识积累、知识更
新、知识创新。在知识每隔一年多增加一倍的“知识爆炸”情况下，还要善于识别和选
取知识，把最合适的知识运用在最合适的地方。
4 正确宣传知识经济
把知识经济作为未来信息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概括或一个阶段来加以宣传，是必要
的。但在宣传中应防止种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
例如，只谈知识经济，不提信息经济，甚至处处把“信息”换成“知识”。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中，既讲知识，也讲信息，认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
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础上的经济。迄今为止，谈论知识经济的书文所举
的实例，多数都是信息产业和信息企业，尤其是其中的软件产业和软件企业。
又如，只提高技术及其产业，以掩盖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现阶段和今后较长时期内
的突出地位和巨大作用。在生物技术等其他高技术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为时尚早的情况下
，应对信息技术已经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有足够的认识。
再如，只强调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另一面，即经济发展对科
技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从理论上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
生产关系的变革，并进而引起上层建筑的改进；但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起决定性作用，会束缚或解放生
产力的发展，显然，经济运行机制不活、经济管理体制不改，科技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从实践上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
步；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尤其是高科技，回报大风险也大
，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作基础，科技进步特别是高科技的研制与开发，只能是美好
的幻想。有位学者说，实施“科教兴国”的同时也要求“国兴科教”，即需要发展经济
以支持科技和教育。这不无道理。试想经济不发达，经费不足，闲暇时间和自由思想少
，科学怎么能发展；不搞市场经济，缺乏竞争，又怎能迫使技术不断更新。所以，科技
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科技更进步；或者说，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经济更发展，这是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从而可使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彼此结合。科技落后——科技不发达——科技更落后；
或者说，经济不发达——科技落后——经济更不发达，则是另一种互动式不良循环，是
我们应竭力避免的，决不能使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相互牵制、彼此割裂。在社会经济大
系统中，科技进步并不是独立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经济发展等系统内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一个内生变量。这一点近几年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认识。
把科技对经济的单向作用关系解释为知识对经济的单向作用关系的同时，还有个别
文章把知识不同于信息的特性归结为“人脑”，进而认为人脑“它是生产知识的唯一源
泉”（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第18-19页），知识的生产固然与人脑
的思维加工有关，但其来源并非人脑而是实践。且不说知识来源究竟是什么这个唯心论
和唯物论之争的古老话题，如果从科技决定经济到知识决定经济，再到人脑决定知识，
沿着这条思路来认识问题，那么就可能重现“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那种神话般幼稚可笑的错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警惕了。对未来经济的任何探索
，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应防止主观想象的危险倾向。
宣传知识经济，旨在促进观念转变，推动机制革新。转变观念包括转变投入、资产
、效益等等的观念。在生产投入中，既要重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更要重视科技、教育
、管理等种种知识和信息的投入，把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到首要位置上，
并充分重视机制革新和增强创新能力。
5 用新战略迎接下世纪新经济的来临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大潮流中，制定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正确
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为在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五大依据邓小平理论，在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
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把“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作为重要的内容。这就为我国从目前的工农业
经济时代进到信息经济时代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发展信息经济的战略，可以借鉴参考但必须从根本上不同于发展工业经济的战略，
方能取得成功。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世纪之交的现代化主要是信息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
离不开信息化”。通过国民经济信息化发展信息经济，应采取非常规的发展战略，特别
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应遵循中央提出的两个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转变
（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两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推进工业经济和工业
社会向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过渡。我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730美元，按这一
指标计算，正处于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求为600-1500美元）
，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20000美元的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间
需经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00-4000美元的先进的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
其次，在上述过渡中应注意经济、社会、科技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人民生活、社会
生产和环境生态三个方面综合平衡，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作用，弘扬中华
文化，构筑我国跨世纪的国际文化战略，依据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优势，在全球
信息经济和信息文明中占据制高点。
再次，在全球竞争超常激烈的环境中，经济变革速度随着产品更新换代、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移的加快而加快，面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已在全球信息市场独占鳌头（1996
年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全球信息市场中所占销售份额高达84.6%，其中约有一半为美国所
独得）的局面，我国要发展信息经济，除实行跨越战略（如跨越模拟化阶段，一步进到
数字化阶段）和创新战略（如改进创新机制和建立创新体系等）的结合外，有必要采取
“合纵连横”的合作竞争战略及力克弱点、猛扩强项的“扬长避短”战略等一系列不靠
硬拼而用智取的出奇制胜战略，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和保持优势。
再其次，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其中的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全面改造和带动
其他各项传统产业。信息产业已被确定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仍需要不断改进信息
产业的内部结构，不断扩大信息产业的外部效应，使信息产业与其他非信息产业走上互
动式发展的轨道。
最后，在信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采取地区“平推”战略，而应突出重点地区，
兼顾一般地区，以重点带一般，分步渐进的地区“带动”战略。既要选好重点，重点不
主导作用，靠信息、知识和智力来发展，有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
等各种叫法。其中知识经济这一术语最近在我国的流行是有原因的。2.分析信息与知识
、智能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也不能忽视两者
在层次上的差异。3.阐述知识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五种作用，同时指出知识在信息经济
发展中的五种新作用。4.对知识经济的宣传应防止片面性，要全面认识科技与经济的相
互关系，促进观念转变，推动机制变新。5.为迎接世纪之交新经济在我国的来临，提出
要采取与发展工业经济不同的非常规战略，列举了五大战略要点。
【关 键 词】信息/知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
【 正 文 】
1 信息经济及其种种称谓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看，人类在古代利用物质资源，主要是土地等自然资源，
依靠自身体质，创制人力工具，扩展人的体质功能，建立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在近代
则利用物质和能量两种资源，特别是资本和动力资源，制造动力工具，解放人的体力劳
动，建立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在现代又进一步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种资源，把信
息资源提到重要的战略资源的高度，制造智能工具，解放人的脑力劳动，建立信息经济
和信息社会。
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出现，分别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果；信息经济的兴起
，显然是本世纪40年代开始、70年代加速、90年代全面铺开的信息革命的产物。
信息革命是在科技一体化和科技非线性发展新形势下掀起的一种高科技革命，信息
革命既是科技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尽管高科技除信息科技外，还有生物、新材料、新
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环境保护、管理行为等各种高科技，但是迄今为止，信息
科技是其中最成熟、发展最迅速的高科技。它与其他高科技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极强的渗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几乎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二是能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结合，从而会全面扩展和加强人类的信息功能，特
别是管理和决策功能。
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伟大成果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
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所谓信息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
高技术（基于科学的技术）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
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如果说，在工业经济中，钢铁、汽车、石油化工、轻纺工业、能源
、交通运输、电话通讯等传统产业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信息经济中，居
重要地位的则是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光纤光缆、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
、数据传输、信息网络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环境保护、航天与海
洋等新兴产业部门。同时，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通过产业化而变得越来越重
要。这种信息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否定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存在，相反
会促进这三种经济的素质通过信息化后大为提升，并导致信息型经济取代物质型经济而
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信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同信息直接与间接
有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0%；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中约有1
/3来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正以两倍于整个经济的速度增长
着。其次，还表现在蓝领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正在从90年代中期的20%缩减到下世纪
头十年的10%；非专业的白领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在这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间内，也
将从40%减少到20-30%；而专业性白领职工，即知识型人员，则有可能从40%迅速增加到
60-70%。这后一类人员包括研究开发人员、设计人员、信息和咨询人员、经理、教授、
科学家以及其他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智力劳动者。
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国际上有
这样一种说法，下一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
。这段话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它表明信息经济的发展是与科技先导相伴而行的
，同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
由于信息的多义性与多维性，信息经济必然也是多义的与多维的。从信息经济本身
来说，它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信息部门的经济，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信息社会的经济。从
信息社会的经济而言，信息经济在信息技术层次上有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甚至比特经
济等多种称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不久前首次了以《崛起的数字经济》为
题的政府报告。同时，网络经济这一称谓正在突破技术含义而为国际经济界所广泛接受
，出现了网络贸易和网络金融以至整个的网络经济等新实践。在信息内容的层次上，信
息经济则有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或智力经济等称谓。其中，关于知识经济的提法近半年
来几乎在我国的媒体风靡一时。此外，对信息经济还有更一般的非物质经济、后工业经
济以及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所谓“新经济”等种种叫法。以上种种称谓都是从一个特
定方面来反映信息经济的特征的。在使用时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往往有不同的选择，这
是正常现象。然而，我们认为信息经济这一总概念最能直接反映信息社会的经济的本质
，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这类物质生产经济相对应最为确切，还能同信息革命、信息技
术、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文明、信息社会等一系列概念保持一致性，而且又有利
1 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对知识的有效管理，下面略作分析。
首先，从宏观上看，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的生产率取决于知识的开发与传播，而不论是知识的开发还是传播，都必须以一定的知识库、知识交流机制以及知识实际应用为基础；知识管理正是一种通过知识整序并鼓励知识共享而实现知识创新目标的组织过程，其根本目的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相对完整的知识管理系统应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①知识信息管理，即建立知识库（专家库、经验库、研究成果库、方法库、相关新闻库等），用以固化知识。②知识应用管理，即如何获取知识并应用于具体实践。③知识交流机制管理，即鼓励知识创造与共享，这需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挖掘知识的制度和方法。④知识财产管理，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其次，从微观上看，知识管理通过一系列核心功能的发挥，切实优化企业的商业活动。根据OECD的观点，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可以划分为四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知道是谁的知识；在这四类知识中，后两类知识的重要性在增加，它们常常成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权项，成为知识产业化的基点，也应是知识管理的重点。根据美国经济学博士、知识管理及有关商业和信息技术问题资深专家YogeshMalhotra的观点，知识管理揭示了观念的转变，即从“信息价值链”转向“知识价值链”。“知识价值链”认为人力系统是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只有人们不断地认识和评估技术系统提供的信息，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没有人力的主动参与，所谓的“最佳方案”也不会被施行。由此可见，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掌握并运用第四类知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功能与重要任务之一。实现知识共享则是知识管理的另一项核心任务与功能。当个人或小团体的知识转变成公司的知识后，共有的知识由这个企业共享并恰当地使用，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知识，形成知识生产的良性循环。
再次，知识管理既是一种策略和思想，又是一种可操作的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必须建立一定的机构，包括知识管理的负责人、知识库、负责知识管理和流转的知识中心、计算机网络及协同工作软件的技术基础、智力资本管理队伍、具备有利于知识共享和增值的文化氛围等。而作为一种技术，知识管理应当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即在工程上和生产中把知识管理落实到技术层面。
2 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
知识经济是一种信息密集与智力密集的经济，它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着天然联系。知识的占有与法律确认，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与管理，都可以说是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中心任务。因此，知识产权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
2 1 知识经济是知识产权变革与发展的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在一定的法制基础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共同决定着知识产权法的性质、内容和发展程度。西奥多罗斯扎克说：“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因此，知识产权法不能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应当在适应知识经济发展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不仅如此，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还将导致知识产权制度的巨大变化，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已经给知识产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技术进步尤其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知识产权的巨大变革，如人们法律意识的转变、法律内容向深度和广度延伸、法律实践发生变革（如新的名词术语、新的司法手段等）及法律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等。这一系列变化实际上是在知识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自我调整。也可以说，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产权的客体日益丰富，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整个法律机制调整和规范的财产重心。
2 2 知识产权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和保障
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经济的宏观发展和微观运行具有多种作用。一是引导作用。知识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为使人类的智力活动得以延续和良好激发，必须对智力活动成果的归属进行明确而合理的界定，引导知识的生产、应用和传播；如果不在法律上对知识的所有权加以界定，那么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竞争力也就大大下降。相对有形物品来说，知识与信息具有突出的无形性特点，更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来界定知识的归属及相关权益问题。知识产权制度就是界定知识的占有即知识归谁所有的一种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会导致知识资产的生产缺乏动力，并导致整个知识资源的短缺，从而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二是制约作用，即防止自发性、盲目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因素。三是调节作用。知识产权法在规范与调节知识经济微观运行方面的作用可以包括：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等。四是表现作用。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已成为衡量一国或一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明显感到，仅有知识创新成果还不足以发展本国和本地经济，只有将知识成果取得知识产权保护后，才能成为自己独特的竞争发展优势。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为保障。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理性化的文化、民主化的政治、市场化的经济、完备的科技法律、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教育水平及高水平的国民素质。知识产权法即是一种重要的科技与经济法律。我们常说，知识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其中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知识经济必须以法律体制作保障，因为知识要素转化为知识资本的实现手段之一，是知识要素生产传播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二是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对调整知识生产、利用关系的知识产权法制有着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的知识构成中，创新知识最为关键，而创新知识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明确的产权为前提，这就要求建立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此外，知识的扩散和利用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在知识的交易中，知识产权始终伴随着知识进行交易，并在产权主体之间进行传递，因而知识的扩散与利用需要知识产权制度作保障。
2 3 知识与信息成为商品和竞争的关键要素
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在于知识与信息成为重要的商品和竞争要素，而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除商业秘密这种未公开披露的信息外，知识成果尤其是技术发明都是以文献形式迅速向社会公开，让广大公众了解，这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要求的。知识成果信息，对知识的创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知识创造立项前如能充分利用相关的信息，就能准确地把握国内外的科研与技术发展现状，提高知识创造的起点。又如，在知识研究创造立项后，注重进行知识产权的信息检索与研究，就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或生产方向。因此，有关知识成果及其产权的信息，已经成为现化企业乃至国家开展商业竞争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既要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为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切实保障；因此，应当全面实施和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
3 知识管理与知识产权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论是知识库的构建与知识共享，还是人力资源开发及知识管理技术的具体实施，都必须明确知识的拥有者、加工处理者、使用者、管理者、操作者等各方的权益和责任。也就是说，知识管理需要知识契约，我们应当关注知识管理的合法性。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分析知识管理与知识产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3 1 二者以推动知识创新为共同目标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知识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创新，因而知识经济的本质是知识创新，企业知识创新则构成国家知识创新的重要基础。不论是知识管理还是知识产权，都以促进企业知识创新活动为主要目标，因而二者在努力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功能和途径存在差别。一方面，知识管理通过开发智力，促进知识共享，进一步激发企业员工的智力创造活动，从而产生更多新的知识，实现知识创新。另一方面，知识创新意味着新知识、发明、技术的涌现，这些新的无形财产只有在法律上获得合法产权，形成知识产权并得到保护，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良性知识创新机制才能健康运行。但是，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在推动知识创新活动中又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交织一体、相互作用的，这既表现为知识管理过程实际上即是构造知识契约的过程，又可通过二者的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关系来反映。
3 2 知识管理构造知识契约的过程
知识管理系统化过程事实上内含了构造知识契约的过程，而知识契约的确定，成为知识产权机制建立的重要基础。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1）明确企业的知识结构。首先应评价企业的商业环境、发展目标、员工状况，以确定企业知识管理的方向与知识储备的结构与水平；在明确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寻找知识的主体、获取的方法和更新的内容。
（2）确定汲取知识的方法。知识可以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企业知识管理者通常通过信息的搜寻、开发式的交流、逆向工程、竞争实战、项目反馈及外部参照等方法，系统地获取外部知识，并以文档、数据、表格等形式表示显性知识体系，以经验、体会和突破性的思想、观点等形式表示隐性知识体系。
（3）签订知识契约。在大多数企业中，知识的拥有、使用、传播等许多问题目前尚未明确。比如：员工的知识可否被企业拥有或租用？谁目前拥有或曾经拥有员工的知识使用权？当员工为客户提供服务时，他们的知识属于谁？一般认为，企业文件和信息系统中的知识属于企业，可以和员工共享；然而，当员工流向新的企业或临时员工使用这些知识时，这时知识又属于谁呢？知识作为企业中的一种宝贵资源，应当以一定的契约形式加以界定和明确，知识产权问题由此构成知识管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4）共享知识。企业通过培训、通讯、媒体、交流、工作会议等方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和共享，知识共享能够为组织节约开支，并创造巨大的财富；但知识共享必须建立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尤其应当重视对隐性知识的处置。许多企业管理者都认识到，知识共享是应该奖励的行为，而这种奖励的基础是对可以共享的知识资产的确认。至于对员工创造的知识资产给予知识产权还是其他形式的奖励，则可协商选择。
3 3 知识管理与知识产权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协调
首先，知识管理对知识创新起着重要的激发作用，并推动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如前面所述，知识共享是知识创新的加速器，但在实现知识共享时应注意权级限制问题，以保护客户的商业秘密和公司的核心机密。如公司数据库目录可以全部开放，但如果需要详细资料则必须经过授权。
其次，人们的思考成果属于谁？是否有人有权迫使员工公开他们的思考成果呢？如果认为知识是一种“实物资产”，那么知识管理就非常容易。按照企业的知识是存储在企业界中的一切的认识，命令某一员工输出他的知识以便其他人能使用，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与知识管理有关的绝大多数管理人员、咨询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持这种观点，大多数知识管理的实际操作也以此为依据。但事实上，员工头脑中的知识只是个人认识过程的体现，而不是一种实物资产，难以套用实物管理方式。因此，应注重知识管理中的柔性管理、个性化管理，并结合一定的激励机制，既尊重个人的知识产权，又达到知识共享的目标。激励机制有利于稳定人才并鼓励企业员工的知识与技术创新，其中包括企业内部员工技术创新呈报制度、企业员工技术创新奖励（包括分配股权奖励）制度等。
3 4 知识管理中的知识产权
知识管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管理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二是知识管理实施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知识资产）战略管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重点是理顺并解决企业知识产权归属关系，保管、收集界定知识产权归属的证据，以实现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其任务包括：对知识产权项目系统化并分析其使用情况，确定主导知识产权项目，对知识产权实施法律保护，推动知识产权商业化等。在充分考虑企业营销战略、销售市场、竞争环境、活动领域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以下几种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由企业出资，建立条件完善的知识产权归属管理制度；企业的技术开发档案（资料、文件）管理制度；企业知识产权的保密、保安制度；企业使用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奖惩制度；企业知识产权产品销售和分销的许可证和保密制度等。知识管理机构或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内容应包括：实施技术成果中的知识产权管理；整理开发文档、资料文件，保管企业完成的知识产权存储介质；决定企业智力成果的保护方式；就企业智力成果办理专利、商标申请和软件版权登记；对企业技术秘密采取保密措施等。
（2）智力资本管理中的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如知识技术诀窍、非编码信息等）已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企业资源；由于智力资本是“主动资本”，其输出和效率取决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而不能强迫只能激励，以促进更多智力资本的产生。知识管理的目标之一是捕获和利用员工所知道的事情，即进行智力资本的收集与加工，以便利用。但这种捕获、利用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涉及到员工的版权与隐私权？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者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一定的智力资本化运作手段（如按知识付酬等），变相地购买个人的知识产权；也可以考虑采取赋予智力资本拥有者一定的科学荣誉的办法，促使智力成果转移到企业。
知识经济与成本会计环境
1、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工业经济社会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即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消耗。产品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消耗一般占65％，直接人工消耗一般占20％，制造费用的消耗一般占15％。知识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三大要素将变为四大要素，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企业之间竞争的成败关键因素已不再是资本资源，而主要是知识资源。与此相对应，企业资产的主体已不再是有形资产，而主要是知识资产即无形资产。因而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生产要素的消耗和企业资产结构的变化，改进成本的计算。
2、网络公司的出现改变了成本会计核算的前提条件
网络公司的出现，使成本会计核算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成本核算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由于网络公司只是一个虚拟公司，因而进行成本核算时，传统意义上的核算实体已不复存在，对于某一交易业务，要么是虚拟公司的各方独立地进行成本核算，要么组成一个临时的“联合财务部门”进行核算，但这些与传统的成本核算实体都有本质的区别。其次，成本计算的期间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网络公司只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当某项交易完成后立即解散，因而在成本计算时似乎没有必要将短暂的经营期限再划分为若干个会计期间（即成本计算期），网络公司的出现使成本计算期与经营期的一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第三，成本计算的内容及方法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网络公司出现后，现行的制造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占全部生产经营管理成本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成本构成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美、日等国成本资料显示，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所占比重不足20％，工资所占比重不足10％，其余大部分都是知识资源的消耗和一般费用的消耗。成本内容的变化和成本结构的改变，与之相应的成本核算方法必将相应地变化。
3、适时生产管理系统的出现使“零存货”成为可能
知识经济社会中，先进的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将普遍地运用到企业的生产和营销过程，企业的电脑一体化制造系统将成为现实。企业整个生产经营系统将完全自动化，不仅企业内部各工作站、制造单元可以形成自动化的网络，而且还可以向企业外部的各供销客户延伸，联成一体。此时，传统的推动式的生产系统（即依照计划组织货源，前一工序完工入半成品库后转入后一工序，最后工序完工入库等待销售）不仅使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及产成品的存在导致资源闲置和浪费，而且也增加了成本计算工作量，使得在进行成本计算时必须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等来计算生产用料的实际成本和本期已售产品的销售成本，必须将各工序的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期末在产品间分配，必须计算和结转各种成本差异，成本计算工作既复杂又带有人为估计甚至是人为的调节。企业实施电脑一体化制造系统后，新的适时生产系统也将成为现实。适时生产系统将一改过去推动式生产系统下后面工序的被动地位，前面工序必须严格按照后面工序所要求的数量、质量和时间来组织生产，原材料的供应、前面工序对后面工序产品与劳务的提供、产品的销售等都必须“适时”到达，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必须相互协调，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地运转。在这种由后向前拉动式的适时生产系统下，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库存已显得多余。“零存货”的出现，对现行成本核体系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4、企业生产组织的特点将发生变化
在知识经济社会，人们的物质财富将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社会需求也丰富多彩，企业的大批量生产将被为满足客户特定需要的“顾客化”生产所取代。企业在生产的组织与安排上必须体现出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小批量生产和批别核算将成为企业生产、成本核算的主要特点。
现行成本核算体系的不适应性
我国目前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制造成本法，这与现行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现行成本核算的环境，现行的成本原理与核算方法已越发显示出它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成本核算的内容应进一步拓宽。既然知识资源已成为生产要素的主要因素，因而知识资源的消耗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产品成本的构成部分，而现行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都将无形资产的价值摊人管理费用，没有记入产品成本，这显然已不符合知识经济下成本的内涵，因此，如何完整地核算企业的无形资产，并将其价值记入产品成本将是成本会计的紧迫课题；同时，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创造发明知识、掌握和使用知识的人力资源的价值也应是成本核算涉及的对象；此外，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追求的将是“双盈”效益，因而环境成本也将构成成本核算的基本内容。第二，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亟待改进。制造费用的内容和金额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制造费用只占人工成本的近60％，且占全部产品成本的比重也只有10％左右，将制造费用按照各产品的生产工时或生产工人工资的比例在各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既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又不影响成本计算的准确性，然而现在的制造费用其内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已相当于人工成本的300％左右，有时甚至达500％至600％，且占全部成本的比重已大大提高，如果仍然按照各产品生产工时或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对其进行分配，则会使工艺程序复杂、产量不高的成本偏低，使工艺程序简单、产量较大的产品成本偏高。产品成本资料的失真，将影响根据成本所进行的各种决策。第三，分步法。品种法的核算显得必要性不大。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的生产将由以前的生产导向型变为消费导向型，生产厂家应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进行生产，小批量“单元生产”和批别成本核算将成为主要特点。此时，繁琐复杂的分步法显得没有必要，分批法的成本核算将成为成本核算的唯一的基本方法。第四，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期末在产品之间的分配将不再存在。由于适时生产系统、零存货及顾客化生产的出现，企业的生产将以小批量的单元生产为主，加之技术的进步，使产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从而使产品的生产经营周期与成本计算期有可能始终一致，当生产经营期与成本计算期一致时，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期末在产品之间的分配将不复存在。
迎接知识经济，改进成本核算
1、改进对无形资产的核算
我国目前财务会计中涉及的无形资产仅有专利权、商标、商誉、版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和专有技术，对于自创的无形资产很少单独进行准确的计价和核算，且无形资产的价值都在不少于周年的期限内均衡地摊人管理费用。然而，知识经济社会中无形资产的内容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美国评价公司时涉及的无形资产已达20多种，且有日益增多之势，除了以上所列内容外，还有公司名称、企业品牌、服务品牌、业务伙伴、融资关系、长期顾客、职工的教育状况、业务能力、工作能力以及企业文化。管理水平和各种有益协定等等。这些无形资产已构成企业资产的主体部分，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而必须改进现行的无形资产核算。第一，正确计量各种无形资产，提供完整的核算资料。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有外购、自制和接受投资三种。对于外购的无形资产应以实际支付的价款计价入账；对于接受投资的无形资产应以评估价值或协议价值人账；对于自制的无形资产则应以其研究开发成本或未来收益的现值计价入账。第二，应将无形资产的价值摊入产品成本。知识经济社会中，有形资产的地位急剧下降，产品成本中知识资源磨损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果无形资产还像现行财务会计那样核算，则产品成本会严重失真。因而计算产品成本时，应计算四大生产要素的消耗特别是知识资源要素的消耗，对于有些无形资产如商誉、企业品牌、管理方法等在摊销时，可保留其传统的核算方法，将其价值摊入管理费用；对于服务品牌、业务伙伴、长期客户等无形资产可以在其摊销时记入“经营费用”，也可以仍然记人“管理费用”；对于职工教育状况、工作能力、业务能力等人力资源则应摊销记入成本；对产品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技术。利等无形资产则必须在摊销时记人产品成本，可增设技术、专利、人力资源等成本项目进行核算。第三，适当调整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知识资源一方面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因而应适应其更新的速度调整其摊销的期间和方法，可以像当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那样采用快速摊销的办法，也可以适当缩短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这样，既能准确地核算无形资产，又能准确地进行知识产品成本的计算。
2、改进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引入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现行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各产品的成本水平，因此必须加以改进。笔者认为改进方法有二：其一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制造费用，分别采用不同的分配标难。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各项标准可能会因时因地不断变化。其二是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分配方法，引入作业成本核算。由于作业成本是从成本动因上寻找各项费用的分配标准，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分配标准不科学的弊端。
从社会认识的表层上看，“时代”是人们对一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动的度的范围的一种称谓，但从社会认识的深层上看，“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产生了历史哲学视野中的“时代观”。然而，“时代观”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有不同的“时代观”碰撞。在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不少关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我以为，这类“时代提法”，如果仅用于具有“普及”意义的一般宣传上，或仅用于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阶段上科技和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趋势的称谓上，似乎还无可厚非，但若将其泛化，视为时代性质的根本变化或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时代观”的考察和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的辨析，试图说明我们在现时代应确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
一
科学的时代观有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功能：一是从静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二是从动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演变发展，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呢？我以为，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科学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中，搞清楚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也就明确了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从而也就探明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
1． 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是属于同构的范畴。（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历史”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定性，“社会形态”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五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论就是从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逻辑论证。可以说，没有“五形态”论，就谈不上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当然，仅确定上述之点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的“时代观”，故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科学“时代观”的最核心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正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构成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历史学笔记》等着作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其他种类的划分（见下文），但这些划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时代观”的主体。因为，以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毫无疑问，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过程。此外，科学的“时代观”必须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指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显而易见，只有“五形态”论才能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观根据也正在于“五形态”论。因此，无视“五形态”论在马克思“时代观”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在“时代观”的层面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又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时代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旨就在于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态”论则是这一主旨的“时代观”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由上可见，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只能是“五形态”论。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态”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论着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故不赘言。（参见拙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第四、七两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放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考察，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态”论以外，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种类的划分，如：两阶段划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三阶段划分：（A）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B）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对立共同体从属于个人；（C）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 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四阶段划分：（A）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划分形式与“五形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各种划分形式之间不存在哪种更根本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划分形式在认识对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而针对不同对象的认识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却忽略了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种视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导和非主导之分的。
我以为，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那么“五形态”论就必然是马克思科学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逻辑视角。只要仔细揣摩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划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他划分形式”都是在马克思考察“五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故对它们的论述在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统的形态。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划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论功用，而是强调：“其他划分形式”都只是在某个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故它们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中不可能与“五形态”论处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们与“五形态”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其他划分形式”是对“五形态”论的逻辑补充和扩展，而“五形态”论则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据是：首先，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原始社会形态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渔猎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共同体等。再者，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个阶段，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未来的社会形态、自由王国、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属于个人。自动化时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工业时代，或是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两阶段划分”中的必然王国、“三阶段划分”中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四，在“其他划分形式” 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这两个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农业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次生的社会形态、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主要是为了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五形态的演变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向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包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和复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构成马克思“时代观”主体的只能“五形态”论。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态”论与这些“划分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这种方法论意义。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实际上，在考察“五形态”论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间关系的过程中，笔者已从一个侧面论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时代的性质是指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时代的规定性。对此，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种一定的生产”，指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于马克思的“时代观”来说，确定一定的时代的性质是考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逻辑基点。离开了这一逻辑基点，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都无从谈起。与“时代的性质”相对应的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它们混为一谈。
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而“时代的特征”则是复杂多样的。它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时代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导向等。这方面的提法有：“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三是，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在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时代”、“电力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即“时代”会呈现出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来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毕竟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马克思既经历了以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为特征的时代，又经历了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经历了“蒸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电力革命时代”的初期（他为“电力革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欢欣鼓舞），但他关于时代性质的观点（即他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当代社会主义处于这一过渡的整个过程的起点上。不过，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将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人类自20世纪初外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多种特征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所直接或间接规定的。
我以为，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把“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例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法，还是围绕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都不是对我们所处时代性质的界定。如果用上述这两类时代提法来直接界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关于 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就会出现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此外，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把时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绝对化，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对现时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包括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实践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编差，这就使得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的干扰。再如，近些年来，一些人又把“和平与发展”以及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绝对化，而忽略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这种错误的倾向也同样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害。
4．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揭示了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
从逻辑上看，以“五形态”论主体、科学昭示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相互关系，从而全面把握时展总脉络的马克思的“时代观”，当然内在地包含着对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揭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论述上。鉴于人们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的论述较为熟知，放在此笔者仅简略地谈谈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及其过程。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球。”“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可见，马克思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人类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虽然当代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地区界限”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但这毕竟说明他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上把握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过渡的复杂性。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关于马克思在上述这两个时期对“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故不赘述。（参见拙文《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这种方法论功能使当今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演变发展的总脉络及其向更高一级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二
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目前学术界出现的把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泛化的倾向，与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把从传统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过 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有直接的关联。以下，笔者拟从对这一逻辑“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作时代观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的问题。
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机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试图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但也有其明显局限性。首先，这一发展图式舍去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把并存的不同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序列，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这一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就会直接得出“趋同论”（指在方法论上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的“趋同论”）的结论。再者，即便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看，这一发展图式也仅是比较适合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发展状况，而不适合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如果硬要把这一发展图式“严丝合缝”地套于现代，那么就会产生“历史的虚构”。帕特（Alejandro Potters）在从方法论上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演化分化理论的弊病时指出：“现代化理论与演化分化论一样迷信于发展是从一初期的传统时代走到一前进的终点，如果把传统视为与现代在逻辑上相对立的状态，当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是‘传统的’这种过程中初期阶段的虚构性，归咎于它的观察完全不凭据社会事实，却凭据"最后"阶段的性质臆造出来。用Owen Lattm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
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 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科技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主一客体活动方式，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这一点就显得太“单纯”了。虚拟空间的主体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来“虚拟”的，虚拟技术是“不管”谁来虚拟和虚拟什么的。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阶级观的冲突。众所周知，目前虚拟犯罪、虚拟战争（包括地球上的战争和星际战争）、虚拟“三角”恋爱、虚拟“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等，已向人类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伦理提出了的挑战。学术界有的人说，“数字化生存”能使人类抽象的思维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生存空间的真实，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说明：正是因为出现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真实是由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抽象思维转化而来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美的东西与丑的东西、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东西与腐朽的和情性的东西都会在“数字化”世界中以各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出来。
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无疑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还有：“无解”的结构性失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患有“信息综合症”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对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污染日趋严重；人类生活模式特别是语言模式日益单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来越陷入了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个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文化直觉”，等等。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来在各方面提高自己，这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紧张关系。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群”的一个重要环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直接导致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似乎又颇显得幼稚。首先，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类大规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没有的物种、生命和各种消费资料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至今仍是需要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此外，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人类还不能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规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既能用于有益的生产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种种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从长远来看，这类武器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危害将会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我国有的科学家就此指出，在缺乏伦理探讨和技术保障的现阶段，要严格区分治疗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 极大冲击，其恶果难以预料。目前，尽管主流生命科学界反对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实施科隆人的计划（如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正在实施有5000人参与的科隆人的研究计划）。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 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简章地印证科学技术作用的“双重性”（法国的启蒙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印证了这一点），而是旨在说明：把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囊括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中，这至少在学理上是很不严肃的。当然，“知识经济”、“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和“新经济”等，的确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某些特点的种种概括（姑且不论是否准确），但决不能将它们“泛化”为我们所处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否则，一个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无法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包括所谓“全球问题”在内的主要社会问题至今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不能脱离开对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的科学分析，直接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中推导出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时代观”为后人树立的典范。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页）
就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马 克思的以上论述至少说明了科学的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学技术”论。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这一论断是有限定的：科学技术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与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是就其作用的最终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技术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如诺伯特·维纳斯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马克思从科学时代观的高度把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作用归结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并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来实现。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虽然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过时代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具体过程的科学考察必须基于我们对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
科学的时代观的上述重要特点也表明：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的性质，这既不能昭示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确定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也不能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规律及其复杂性，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性质的观点，其方法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技术经济形态的分析取代社会形态的分析，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把历史时展的某一层面等同于历史时展的总体，忽略由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复杂性，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简单化。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时代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现阶段，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仅维护了当前竞争环境的公平，同时也大大的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大大的促进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在今天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我国要紧随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情况，从根本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培养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立足之地。
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内涵及特征
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人类知识的积累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产物。知识经济的内涵更倾向于人，人们利用其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以及人力资本促进了以知识决策为主的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在生产要素投入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1］。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点，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其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与之相反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则是产业的主导，其支柱则是高新技术产业。第二点则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发生变化。现阶段，科技与人才是当今社会竞争的核心。第三点则是社会劳动结构有所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化与知识化是现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社会劳动的主体力量也变为以智慧与科技为主的服务及文化艺术创造等［2］。最后，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合作与竞争不断地取向全球化，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流动不断增加。
三、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出现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得到了初步的建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也得到了相对的完善及发展，但由于建立时间有限，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一，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仍不完善，虽然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定的关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法律，但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涉及面较广、法律法规各自为章、权利的内部之间存在着矛盾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仍有侵犯知识产权现象的事件出现［3］。第二，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执法机构的设置中，由于专利、版权及商标的管理机构执行的行政管理及行政执法职能有所出入，导致其在进行工作时缺乏相应的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这不仅阻碍了行政执法，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系统的健全及发展。第三，我国的刑事司法尚未与行政执法形成合力，导致违法分子猖獗，侵权行为频发。最后，则是现阶段，我国的民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相对较低，政府领导人员也没有对知识经济的核心产生正确的认识，从而使得知识产权无法推动地方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知识经济背景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措施
(一)健全并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及《专利法》等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同时，我国也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业合作条约》等保护产权的国际公约。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建立了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满足国际条约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4］。这就要求我国在建立体系时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从根本上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二)提高民众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
知识产权是我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权益。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由于公民及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导致企业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我国政府要不断的提高民众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防止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或侵害别人的权益。此外，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升社会各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三)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作为法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执法环节与法律息息相关。所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执法职能，知识产权的管理机关加强自身的执法力度，人民法院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五、结语
摘要: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企业生存环境和企业供应链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存在着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人力资源管理落后、企业文化建设滞后和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明等问题。实施企业知识管理应确定企业知识管理目标?进行企业知识价值链管理?建立知识战略管理中心。
知识经济是伴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它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为主导的薪型经济。知识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的最大
不同之处?在于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必须不断的对发展战略、经营模式、管理手段进行改革和创新。
1知识经济对企业产生的重要影响
1.1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1)创新和服务将替代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是以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管理来更好地控制市场和原料供应?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效率。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依靠不断找出需要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多来自于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务。
(2)网络管理将替代金字塔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管理层次必然减少。中层经理的作用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而被削弱?因此?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
(3)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将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中心。通过实施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和潜能?发挥人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协调生产组织、生产群体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目标。
1.2知识经济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深远影
(1)资源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知识资源不同于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石一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它具有复制性、反复消费性及在使用中不会引起边际报酬递减等特征。这些特征以及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巨大作用将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2)技术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高科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增加?加大了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难度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上的复杂性?高科技又为管理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和保证。
(3)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企业的顾客所需要的是产品、服务、信息的一体化?这要求企业围绕产品、服务、信息一体化展开竞争。市场竞争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导致企业、供应商和顾客的合作不断扩大?合作竟争将成为企业新的价值取向和企业经营战略的新的核心。
1.3知识经济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环境(买方市场)发生了巨变。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战略。
2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存在的问题
2.?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
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一直是我国企业的一个共性。许多
2.3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明
许多企业忽略了企业家长期经营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者仅仅是利润率最大化和规模的增长;有的企业虽然制定了战略目标?但由于战略目标的不切实际?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或者造成企业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陷入多元化经营的陷阱。
3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
3.1确定企业知识管理目标
在企业内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责任的宣传?培养员工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意识;建立知识网络和创造适宜的环境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创造适宜条件与环境?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企业知识资源?进行以创新为目的的知识生产;积累和扩大企业的知识资源;保证企业知识的生产以及知识资源的积累和扩大?充分溶入产品或服务及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之中。
3.2进行企业知识价值链管理
企业知识价值链是指基于企业基本价值链上主体活动和辅助活动之上进行知识的采集、知识的存储、知识的共享和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以实现企业价值增殖的知识流线路。
(1)知识的采集。企业知识价值链是从知识的采集开始的。知识采集只是知识管理的起点?知识采集得来的信息和知识必须进行加工和处理?使无序的知识有序化为对企业有用的知识。知识的加工处理就是指对知识进行分类、分析、整理和提炼?形成对企业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
(2)知识的存储。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和知识需要进行妥善地存储。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信息和知识的存储在数量和检索?归类与安全方面的都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化、数据共享?数据独立性和可控冗余度这四个特性适应了知识存储的需要?这也为企业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提供了条件。
(3)知识的共享。通过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就可以使企业的知识库增大和价值增值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传播和共享开创了一条简单快捷的通道?这不仅扩大了知识共享的范围?而且极大的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如很多企业开设了电子公告牌?以它作为企业挖掘经验性知识的重要通道之一。
(4)知识的创新。知识只有作用于管理实践?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只有通过管理实践中不断的扬弃?知识才能不断更新?适应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3.3建立知识战略管理中心
(1)调整企业结构?将企业建成知识型企业。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将是知识型企业是一个有利于知识交流和共享的机构。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是严格按照传统的组织模式建立的?员工与上司之间等级分明?信息和知识不能共享?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影响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知识管理要打破这种组织设计?建立能够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企业结构。这需要从层次和宽度上下工夫?以使信息和知识能充分共享?产生群策的综合作用。
一、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
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它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显著区别是，它是一种智力经济，智力、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才能源源不断地创新，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知识产权又称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领域基于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包括初生的知识产权，如发明权、发现权、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权和派生的知识产权如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知识产权的建立是知识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础。从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算起，世界上知识产权制度已有500多年历史；从1883年签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算起，知识产权的国际化保护也有1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一种法律保障工具。正如西方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快于有形资产的投资，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产出。”基于此，知识产权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值。世界贸易组织已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制定了要定期达到的国际统一保护标准。可见，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为知识财产的增长插上了法律的翅膀，为知识财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的座标。在我国面临“入世”和知识经济到来的历史机遇之际，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才能振兴、发展、扶植拥有我国自已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才能真正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并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先后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并参加一些国际知识产权的公约和条约。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如国家专利局、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和国家版权局，人民法院内亦有不少地区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查处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效地保护了知识产权。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1、 立法上存在不足和缺陷。
知识产权的法律在保护范围上还存在空白点，保护力度相对地还需提高。这一点在我国即将“入世”之际显得更加迫切。如TRIP‘s把“地理标志”专门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来规定，要求凡参加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或地区均须给予保护，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尚未将地理标志纳入保护范围；另外集成电路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也存在空白；现行《版权法》没有关于禁止令、法令赔偿的规定，盗播、盗映不在著作权行政处罚之列；数据库、多媒体、网络传输的开发、利用所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亟需法律予以明确。
2、 执法力度不够。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分子多采用罚金方式，致使违法犯罪分子未受到应有打击，这是盗版书、盗版音像制品、冒牌商标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在执法中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或办“人情案”、“关系案”，，裁判不公等。这种现象严重削弱了对侵犯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3、 我国国有企业不重视对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版权的保护。
近年来，国外机构大量抢注我国名牌商标，我国国有企业商标很少有在因特网“COM”域名下注册以及国内一些机构抢先大量注册他人已使用商标的事例均说明我国企业对依法维护自身商标权益意识的淡薄。在国外，知名企业均十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如日本的三菱、索尼、日立、东芝，美国的IBM等公司均将企业的专利、法务部门拓展为知识产权部，专门研究和处理同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事务。
4、 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宣传、培训、研究尚存在差距。
许多公民或法人单位甚至是参与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部门，对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甚了解。国内既懂国际贸易和WTO相关规则，又熟悉知识产权法律业务的专门人才还不多；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知识产权的教学和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
三、 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几点构想
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宣传我国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
关法律、法规，特别要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全体公民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2、 从立法上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规定已相当接近。但在各项知识产权专门立法的具体内容上与TRIP’s 的某些规定尚不一致，甚至存在空白。仍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例如，TRIP‘s要求各成员将“出租权”作为计算机软件作品和电影作品的版权人的权利之一，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尚无“出租权”的规定；TRIP’s规定任何专利的撤销和丧失均应通过司法审查，但我国现行专利法则规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宣告无效和撤销的行政决定是终局的；TRIP‘s在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对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的限制，即当知识产权人滥用请求权和滥用诉权的情况下，司法当局有权要求申请人（或原告）赔偿被告的损失（包括律师费用）。因此，在重新修订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要参照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及“入世”后我国面临的形势，扩大上述知识产权法律所保护的客体，以适应科学技术现代化所带来的知识产权的现代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引起知识产权立法国际化趋势的需要。
3、 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有效实施。
司法、工商、新闻出版、文化、专利、海关和公安等与实施知识产权法律有关的部门应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学习，联手打击各类盗版、假冒商标和侵犯专利权等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应严格按新刑法的规定给予刑事处罚，决不姑息迁就。同时执法中树立大局观念，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不搞“利益驱动”，着力提高执法水平。
4、 在行政保护方面，应强化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统筹协调能力。
在我国目前，商标、专利、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但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作者认为应“合三为一”，即将其统一归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在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的申请、审查、注册和授权上，应与国际惯例接轨，通过修改法律，使之进一步简化、统一、完善，方便国内外申请人申请智力成果产权。
5、 我国在“入世”之后，首先要全面履行知识产权领域内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世贸组织有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发生知识产权争端，要通过这一机制裁决。因此，在我国面临即将“入世”之际，应加强对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培训一些既熟悉知识产权业务，又熟悉国际贸易和WTO相关规则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WTO各成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沟通、协商和合作。
6、 企业，尤其大中型国有企业应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很多企业领导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吃了不少亏。比如景泰蓝与宣纸加工工艺的泄密，大豆品种向外方无偿赠与等。据统计，1993年有16万家合资企业，其中只有60家进行了无形资产评估，其余的企业中方只评估了机器、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对专利、技术秘密、经营决窍、商标、商誉等无形财产未作评估。仅此一项大约就损失国有资产4500亿元。我国在“入世”之后，将会逐步降低关税，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一旦有技术上的创新，就应及时申请专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商标）优势与技术（专利）优势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综合优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竞争中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一、识经济的理论诠释与发展现状
知识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具有高素质并会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
1、知识经济的理论诠释
OECD在世界上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的另一份报告中把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类形态：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并用统计数字说明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直接受制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知识经济的外形是无形资本、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人力资本、智能、高科技、网络、电脑等等，它的内核或者内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将更加体现人对精神的需要与物质财富的需要的真正统一。目前，尽管对于知识经济定义本身仍有不少争议，但知识经济被用于描述世界未来经济形态的名词得到了各国经济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可。
2、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息和通讯技术处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GDP中，有约70%的产业与信息有关。1982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定2370亿美元，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达6400亿美，而2000年则将超过18000亿美元。在美国，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使美国享受到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经济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据我国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体系，若把美国现有发展标准用1来衡量，视为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则我国仅有0.26，尚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期。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同样迅猛之势，1990年我国计算机工业产值才5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而到2000年，我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产值将达1700亿元。
为了适应新的挑战，美国继90年代初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决策后，又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线，实施包括“因特网II计划”等多项跨世纪计划；欧盟提出了建设“知识经济”的计划，并在今后10年内投资900亿法郎建设“欧洲电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确了“科学创新立国”政策；韩国提出建设“头脑强国”；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岛计划”；马来西亚兴建“多媒体超级走廊”；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商业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近2/3用于高技术产业。对迅猛而来的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则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信息产业工程”等政策和措施。
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可持续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表现，人们在工业经济时代下，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这把利剑来解决，虽然使有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资源枯竭势头没有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资源成为主体资源，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升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据1993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的产值已占到达25%，比20年前增长了解1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有65%与微电子技术有关。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成为发展最快的带头羊，全球GDP中，已有1/3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软为代表的5000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市场价值现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经济增长有27%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除此之外，高新技术使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披上了“知识”的新装，并延伸出。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要以大规模使用或消耗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依赖为6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是以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为主要特征，以高新技术作为基础，社会活动的主流是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还不足20%.美国1960年消耗1.2亿吨钢材，到1990年尽管经济总量比以前增加了2.5倍，但钢材的消耗却是8500万吨，仅为1960年钢材消耗量的70%.在工业经济时代，在GDP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是与能源、原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的消耗同步增长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保持GDP持续增长时，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都是下降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成为主体资源，替代稀缺的物质资源，将会解决人类资源的危机。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重要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动力，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经费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仅培养了具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资本，而且培养了大批在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实用性人才，从而缩短了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周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研经费的增加，加快了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使科研活动更加广泛和深入，科技成果更加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优越的科研条件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结合，使技术进步加快，产品寿命缩短，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第二、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在下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是能够引起投入要素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进步。当一个产业部门采用了一项新技术时，由于投入少、产出高、利润率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项技术很快就会得到扩散、发展和完善。这样，该技术的竞争优势很快会丧失。为了在竞争中始终保持有利地位，就得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产品的供需出现不平衡，导致产品结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导致相关产业的调整。所有这些调整，都要求有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高科技知识，主导产业是信息产业等高科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上，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大多数国家尚处于工业经济中后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会加快知识经济的来临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应用，促进需求发生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社会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技术进步，也促使产业结构随之调整。经过一系列的循环，当结构调整到了经济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科技知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以上时，知识经济时代就来临了。
三、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的情况却不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仍未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决定的。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同时还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资源配置主要靠计划以行政方式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是一种只顾投入，不看产出，投入产出率低下，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量的增长而不是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很必要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仍实行这种方式就会不可避免地来以下一系列问题：一是热衷于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投入，致使技术进步缓慢，技术装备落后。据测算，我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8%，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60%-8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35%）。二是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低下。由于粗放经营，只顾投入不顾产出，使不少经济指标下降。“六五”期间，增加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平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3.2亿，“七五”为2.2亿：“八五”为2.3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三是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由于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使资源浪费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高出5-10倍，有的高达百倍。资源浪费不仅增加产品成本，也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环境恶化。四是经济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高投入低产出，必然导致货币发行过多，投资需求膨胀，产品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据统计，1983-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8.2%，两者之比为1：0.8，而日本1957-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9%，消费物价上涨率为4.6%，两者之比为1：0.36；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高速度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通胀率，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
上述问题说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势在必行。
2、知识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要实现中国在21世纪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知识经济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性、知识化转变，从而实现工业科技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按照市场需求建立市场-信息-科技-产业的工业发展机制，以持续创新能力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以知识经济扩张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创新体系。
（1）科技产业投入形成的倍增作用，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产业基础
知识生产与信息扩散、科技投入的递增，促使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地加快，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时，科技投入的递增，也进一步加快了“资源推动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变型，并通过调整结构的投资推动发展，过渡到“创新推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阶段。
首先，加强了农业的知识含量。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还要靠尖端技术，靠基因工程。”即利用生物化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基因营养制品、基因药物、基因治疗等新兴支柱产业，同时加强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推广，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其次是提高工业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增加了工业生产部门中新产品的知识含量。新知识、新科技将使水利、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超越发展，同时我国利用微电子、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激光、通讯、超导、宇航等高新技术建立和发展新兴行业。而且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运用，使批发零售商业、邮电通讯业、交通运输业、旅游娱乐业和金融保险业等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速度和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知识经济对教育和科研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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